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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级台阶
The Thirty-Nin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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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候选人。

我开车飞速穿越荒原，同时战战兢兢地回头张望，心里极力思考着斯卡德尔笔记本里的事。

斯卡德尔给我讲的全是谎话。什么东南欧、什么有人要发动战争，纯属胡说八道。他讲的虽然是假话，但其中也隐藏着真相。

六月十五日将是个重要的日期，因为那天会发生某件事，比谋杀希腊首相更要紧。他笔记本里的记述断续不全，有些事我也不明白——比如，“三十九级台阶”这几个词出现了五六次。最后一次斯卡德尔用这几个词时，他写道：“三十九级，我数了——涨潮时间，下午十点十七分。”

我搞明白的第一件事是战争肯定要爆发。一切都计划好了。卡罗里德斯死定了，无可挽救。

我搞明白的第二件事是英国对战争没有准备。卡罗里德斯将被杀死，而且战争看来不可避免。德国会装出反对战争的样子，一边和我们探讨和平，同时悄悄把潜艇布满周围海域。

此外，英国和法国是亲密的盟友，有协议要共同备战，但是报界对此并不知情。双方陆、海军的高级军官定期会晤，六月份巴黎方面某个首脑人物要来开会。他将被告知英国海军备战的详细情况。

然而，六月十五日另外一批人也要到伦敦来。斯卡德尔没说他们叫什么，只称他们为“黑石”。他们制定了计划要把会晤情报搞到手，而这些情况只能让法国政府知道。一两周之后敌人会利用这个情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第一个想法是给英国首相写封信。但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我必须找到证据说明斯卡德尔的话是真的；这可不那么容易，因为警察和黑石正在跟踪着我。

我开车向东通过宁静的乡村；而我清楚一个月之内，除非我幸运成事，否则这片宁静的乡野会横尸遍地。我驶进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邮电局外面，正在专心致志地读着什么。他一抬头看到我的车，便走到路中央扬手示意叫我停车。

我差点停下来。但是转念一想，意识到警察刚才读的是有关我的消息。我猜到旅店的警察动作很迅速，已通知了各村的警察。我突然加速，吓得警察从路上跳开，转眼我便驶离村庄。

我尽快地从大路拐到小路看看情况。而没有地图谈何容易，我意识到偷这辆车是做了件蠢事。在苏格兰我无论躲到那个角落，这辆车都会帮着警察和黑石把我找到。如果弃车步行，他们一两个小时内也会找到我。

我驶向一条狭窄的山谷路，然后折身返回荒原。我从早晨就滴水未进，现在饥肠辘辘。我正开着车，听到空中有响声，是那架飞机。

在荒原上飞机转眼就会看到我。我尽快驶向另一个峡谷，然后奔树林而去。猛然间，从岔路上一辆汽车窜到我面前。停车已来不及了。唯一可能的是驶离道路，冲入篱墙，希望能撞在后面什么软东西上。然而我非常不走运。汽车穿过篱墙，一如餐刀切黄油般爽利，然后马上向下跌落。我跳了出来，被挂在一个树枝上，而汽车消失在下面十五米的河中。

有一只手帮我从树上下来，我听到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问我是否伤得很重。说话的是个年轻人，他很吃惊也很歉疚。我与其说愤懑不如说欣慰，汽车这样消失很不错。

“这是我的错，”我对他说。“这一下假期算完了，但总比命没了好！”

他看了看表。“我正忙着，但我家很近。让我给您提供吃住吧。可是您的行李怎么办？掉在河里了？”

“行李在我口袋里，”我说。“我从澳大利亚来，从来不多带行李。”

“从澳大利亚来，”他叫了起来。“我正需要您这么个人。”

我们坐上他的车，三分钟就来到他那舒适的家。他给我找了些吃的。“恐怕您只能吃五分钟，不过以后您可以好好吃一顿。八点我们必须去开会。您知道，我是这次选举的候选人，而今天晚上我遇到个麻烦。我今晚本来安排的是克兰姆坡顿讲话，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可他病了。这样我就要讲四十分钟，但不知道讲些什么。听我说，先生……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呢……叫特维斯顿，对吧？好了，特维斯顿先生，您能不能用几分钟讲讲澳大利亚？”

车祸中你碰到个人，就拉他在选举会上讲话，真是不可思议，可我要他帮忙啊。

“好吧，”我说。“我讲不好，不过可以讲一会儿。”

他很高兴。我们坐进汽车，去开会的路上他把他的情况讲给我听。他叫哈里·安德鲁爵士，他叔叔在政府工作，劝他也从政。而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他年轻，为人和善，我很愿意帮助他。我们赶到会场，已经有五百来人等在那儿。我作为“可信赖的澳大利亚领导人”被介绍给大家，接着哈里爵士开始讲话。内容主要是如何备战。他说德国人并不想打仗，如果我们停止建造军舰，德国人也会同样做。我则想着口袋里斯卡德尔小笔记本上的事。

除了这一番胡言乱语，我可以看出哈里爵士为人不错。而讲话相当糟糕。我知道自己演讲水平也不怎么样，但总比他讲得好。

关于澳大利亚，我把知道的一古脑儿都端了出来。我讲到英国和澳大利亚要同舟共济，友好相处。我觉得我的讲话挺成功。

我们回到车上时，哈里爵士兴高采烈。“您讲得棒极了，特维斯顿，”他说。“您必须在这里呆几天。这有一个刮刮叫的垂钓活动。”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正是我之所需——然后一块坐在客厅的火炉前。我觉得这正是把实情告诉他的时机，看此人能不能帮我一把。

“听我说，哈里爵士，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您说。您是个实在人，我也同样会实实在在。今天晚上您讲的都是危险的无稽之谈。”

“是吗？我自己还说不准。您认为德国要和我们开战吗？”

“六周之后您就不必问我了。听我说，我给您讲一件事。”

在那间宁静的屋子里，我坐在火炉前，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听着关于斯卡德尔、以及他的小笔记本、送奶员、以及我在苏格兰的历程。这是头一回我把真相，一切真相，告诉别人，心里感到好多了。

“您知道了，”末了我说，“我就是兰厄姆命案中警察要抓的那个人。您应该立刻报警。”

他审视着我。“我知道您不是凶手，相信您说的是实话。我会帮助您的。您需要我做什么？”

“首先给您叔叔写封信。六月十五日前我必须和政府取得联系。”

他捋着胡子。“那对您没用。我叔叔对外国政治没有兴趣，我觉得他不会相信您。不。我会给他一位朋友写封信，他叫瓦尔特·布利万特爵士，在外交部工作。他很聪明，我想他会帮助您的。怎么样？”

于是他给布利万特爵士写了封信，信中说如果有个叫特维斯顿的人去找他，他应予帮助。特维斯顿会说暗语“黑石”，还会用口哨吹那首叫“安妮·劳里”的歌以证明他是谁。

他告诉我布利万特爵士的地址，又问还需要他做什么。

“您能借给我几件旧衣服再给我一张地图吗？再有，如果警察找来，领他们看看掉在河里的汽车。”

然后我睡了三四个小时，两点钟哈里爵士把我叫醒。他给了我一辆旧自行车以供我第一段路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