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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
The Story of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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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而且，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气急败坏。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努力抗争——当然并不是希求解决问题，而是想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寻找出路。我通常会哭闹不止，直至筋疲力尽。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会悄悄地钻进她的怀里。我伤心至极，乃至于忘记了愤怒的原因。后来，这种情绪的爆发在每天，或者每小时都会发生，因此，对于交流的需求于我是如此地迫切。

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当时，我们家离任何一所盲人或聋哑学校都很远，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跑到像图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就为了教一个又聋又瞎的小孩子。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属们一度怀疑我真的能否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曾读过他写的劳拉·布里吉曼的故事，而且她隐约记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又聋又瞎，然而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不过她也感到希望渺茫，因为豪博士，也就是探索传授盲聋人知识的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豪博士的教育方法也许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果真如此，那么一个住在亚拉巴马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如何从中受益呢？

我六岁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曾成功地医治过许多看似无望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眼睛。

那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依然有着十分清晰的记忆。在火车上，我同许多人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我父亲在上面钻出孔洞，这样我就可以把贝壳串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会靠在他的衣摆上。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那实在是一种很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自得其乐，一连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

我的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是一个滑稽而怪异的玩偶，大概是准备得过于仓促，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甚至凭借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都无法拼凑出娃娃的脸孔。可十分奇怪的是，我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唯独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然而，由于我的灵机一动，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直到发现了姑妈的披肩，而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来两颗珠子，并且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身上。于是姑妈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面，而我则使劲地点头。结果，珠子被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简直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对布娃娃的所有兴趣。在旅途中，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于应付。

我们来到巴尔的摩，切斯霍尔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应该接受教育，并且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进行咨询，他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我的父亲疑虑重重，感到前途未卜。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路途间往来其乐无穷。虽然是个小孩子，可我马上就感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和强烈的同情心，当时他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他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为了让我明白，他不停地敲打怀表。他理解我的手势，我知道这一点，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我并不抱什么幻想，把这次会晤当成是一扇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关怀、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阿纳戈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波士顿帕金斯学院的院长，也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贝尔博士的意思是，看看阿纳戈诺斯先生那里有没有一位能够教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阿纳戈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件事发生在1886年夏天，那时苏立文小姐还没有来，她是来年三月才到的。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是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