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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
The Story of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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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892年冬天，我童年时代的明亮天空被一抹乌云所遮盖。喜乐的心弃我而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在我眼中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那段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我曾编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之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戈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先从相关的线索讲起，我想，这对于我的老师和我要陈述的事件也是公平合理的。

我是在家中写下那个故事的，时间是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苏立文小姐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我任凭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汩汩涌出。我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富有生命的文字和想象轻快地游走在我的指端，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如今，假如词语和想象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

故事一写完，我就读给老师听。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沉醉其中的样子，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从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让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说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阿纳戈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于是，我把故事誊写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阿纳戈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之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仿佛觉得自己走在了云层里。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为这件生日礼物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阿纳戈诺斯先生很欣赏我的《冰雪之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间，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之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冰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T.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这两篇故事是如此相似，令人不得不相信我曾看到过肯拜小姐的书，这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事实上，在写《冰雪之王》之前，我不记得看到过这类故事。也许杰克·弗罗斯特为孩子们写的一首叫做《寒冬奇想》的诗和冰雪有关，可是我绝对没有在我的故事中使用到诗里的内容。

虽然阿纳戈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似乎相信我的清白。很快，这段短暂的阴霾消散了，他变得对我更加和蔼可亲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而在欢乐的气氛之下，我的胸中则积蓄着深深的愁苦。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之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苏立文小姐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冰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的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阿纳戈诺斯先生。

于是，对我和蔼友善的阿纳戈诺斯先生认为受到了欺骗，继而对我们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苏立文小姐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苏立文小姐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随后，我被翻来覆去地问讯，调查团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冰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主观臆断的结果；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一吐胸中的块垒，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也变成了可怕的帮凶，它无法解除我的痛苦。终于，我被获准离开了房间，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

那晚我躺在床上，我难过得哭了，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我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且，这种想法令我感到了一丝宽慰。我想，假如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但是，遗忘天使迟早会收集起痛苦岁月的所有悲伤，并且将其彻底清除出脆弱的心灵。

苏立文小姐从来没有听说过《冰雪仙子》的故事，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有了些眉目。1888年，索菲娅·C.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那一年，我们和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无法找到那本书，但是她告诉我，当时苏立文小姐正在外出休假，为了逗我开心，她就为我读各种各样的书。虽然她不记得曾为我读过《冰雪仙子》的故事，但是她确信《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应该是其中的一本书。她向我解释了那本书消失的原因。事实上，在把房子卖掉之前，她就处理了大量的青少年读物、老课本和童话故事，而《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当时，这些故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那些奇异的单词拼写足以让一个没有任何乐趣的小孩子开心一阵子了。虽然我连任何一个同故事有关的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忘掉学习单词的艰苦过程。在老师休假归来后，我马上让老师给我解释那些陌生的词。因此，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的烙印是无法抹煞的，只是很久以来，我并没有去特别留意这个问题。

苏立文小姐回来后，我并没有对她讲《冰雪仙子》的事，这可能是因为她一回来就给我读《小爵爷方特勒罗伊》，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个故事，就暂时把别的事都抛到了一边。但实际情况是，曾经有人把肯拜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这是一种残存的记忆，虽然时间会令人遗忘，但是对我而言，记忆恢复时还是显得那么自然。我从不怀疑那个故事就是某个孩童的另一个头脑的产物。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关爱，我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伸出援手，把我从低谷中拉上来。

肯拜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也会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伟大的故事，它将会抚慰很多人，也会对他们助益匪浅。”但是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我不再做仅仅为了娱乐而玩弄辞藻的游戏了。实际上，自那以后，我被恐惧折磨着，我害怕我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信我并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如果没有苏立文小姐持久的鼓励，我想我肯定无法把那些单词组合成句。

事实上，那时我不但读了《冰雪仙子》，我还在我写的信中借用了肯拜小姐的一些观点。我在一封信中找到了佐证，这封信是写给阿纳戈诺斯先生的，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信中的措辞和观点确实很像那本书的语言。当时，我正在写《冰雪之王》，就像我写的很多别的信一样，这封信中也包含了那篇故事所使用的语句。当然，这些成语都是被我融会贯通后，能够代表我思想的词句。比如，我是这样描述老师所说的秋日中的金黄色的树叶的：“是的，它们的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逝去夏日的眷恋之情。”——这样的一个观点直接来自于肯拜小姐的故事。

这种深受周围事物同化的习性令我乐此不疲，我在早期通信和最初的写作中无不透露出同化因素的影响。我曾在自己的作文中写到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我借用了多姿多彩的生动描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出处了。我知道阿纳戈诺斯先生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情有独钟，并且对它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推崇备至。于是，我便从我读过的所有书本中搜集出相关的诗歌和历史，我想这一定会令他很开心。阿纳戈诺斯先生则说我描写古代城市的作文“诗意地再现了其内在特质”。但我并不知晓他是如何看待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小孩的遣词造句的。总之，我并不认为我有创作的本事，因为我无法创造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的作文空泛而无趣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反倒提醒了我，我应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美好的事物，品评诗意的思想。

那些作文构成了我早期的智力训练课程。像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和模仿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书本中任何给我留下愉悦记忆的事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适用于这个原则。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受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再现那些最令人景仰的崇高思想，而且，他会令人惊讶地将这种崇高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文字效果。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只有经年累月地持续训练，才能汇聚起攻往每一条思想小径的文字大军。

至今，我仍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过程。显而易见的是，我不能总是从我读到的东西里辨认出我自己的思想，因为我读过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里，我所创造出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像我最初学习女红时所缝制的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这件百衲衣由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制成，虽然不乏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可是这些拼凑的碎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我的作文也是既有我自己的粗鄙见解，也不乏一些大家的真知灼见。在我看来，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自身混乱的思绪、不成熟的情感和幼稚的观念，可以说，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本能行为。尝试写作的过程就像拼凑中国的七巧板和九连环一样复杂。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图案，我们希望借助文字表达其含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文字并不适用于这个范畴，或者说，文字同那幅图案不相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失败者。

尽快创造出自己的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只是头戴假发面具的矫饰文字。或许有朝一日，我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也会尽显本色。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并且尽量不让《冰雪之王》的苦涩记忆变成我学习之路上的阻碍。

对我而言，这个惨痛的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对作文中所暴露的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阿纳戈诺斯先生的友谊。

《我的生活》刊登在《女士之家》杂志以后，阿纳戈诺斯先生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冰雪之王》事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调查团由八名成员组成，包括四名盲人，四名正常人。其中的四人认为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阿纳戈诺斯先生表示，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其实，无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也无论阿纳戈诺斯先生把自己的票投向哪一方，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总会把我抱在膝上嬉戏玩耍，从而忘掉种种烦恼。当时，他已经发觉到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而我也感到周围弥漫着某种险恶的敌对气氛；其后发生的事件终于印证了这种不祥的预感。整整两年间，阿纳戈诺斯先生似乎一直相信我和苏立文小姐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后来，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转，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具体的调查细节。我甚至连“陪审团”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心情激动，难以顾及其他事情；而且，我吓得惊恐万状，根本无法提出异议。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或者别人跟我说过什么话。

我所以把《冰雪之王》事件详加描述，是因为它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义非常。行为得当，也就不会引起误解发生。因此，一旦误解再度出现时，我会阐明事实，既不会巧言辩白，也不会怨天尤人。